传统诉讼理论是基于工业文明背景下物理空间行为而形成的，具有明显的时代性，过去对法院开展的信息化改造，也只是局限于司法权运行的基础层级，而未触及司法稳定性结构的变动。

这为中国学界提供了知识资源与参照素材。针对司法解释开展的备案审查，将有力推动法院在法律解释工作中进一步贯彻宪法精神尤其是人权保障的要求。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编纂民法典后，宪法与民法(部门法)关系、民法典编纂的宪法基础等议题开始得到普遍关注，而民法学研究由立法论向解释论的转型，也要求基本权利与私法研究向更为深入具体的层面延展。[8]关于直接效力与间接效力的论争和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了学界对基本权利与私法关系问题的想象力。[41]参见沈岿:《宪法统治时代的开始——宪法第一案存疑》,载张庆福主编:《宪政论丛》,第三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540-563页。而无论在直接效力、间接效力或国家保护义务的立场，宪法上一般人格权对民法上一般人格权产生影响都是不可避免的。[20]参见注(18),第47-52页。

在本世纪初，伴随着宪法司法化运动，中国的平等权诉讼相继出现以蒋韬诉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市分行录用行员要求身高条件案张先著诉安徽省芜湖市人事局录用公务员拒绝乙肝病毒携带者案周香华诉中国建设银行平顶山市分行强制女性职员55周岁退休案等为代表的一批经典案例。在我国，基本权利与私法议题首先聚焦的并非世界范围内核心关注的私法宪法化,而是宪法实施、宪法监督，尤其是宪法的司法适用。(33)参见William Blackstone,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Book Ⅰ-Ⅳ),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34)参见封丽霞：《法典编纂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3-137页。

(26)参见钱学森：《创建系统工程》，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8-118页。正如卡纳里斯所言：体系作为具体法秩序的意义整体分享了法秩序的存在方式，也就是说，和法秩序一样，体系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因此表现出历史性的结构。同样，当我们把《法经》《唐律》和《民法典》相提并论并都视为法典之时，同样存在类似问题。⑦参见吕忠梅、田时雨：《环境法典编纂何以能——基于比较法的背景观察》，《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21年第4期。

(二)基于社会性理由的法典化论争 基于法典之外的社会、政治原因，反对和支持法典化的社会性理由主要包括： (1)基于特定职业群体利益反对或支持法典化。韩林合：《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解读(下册)》，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060-1087页。

(67)法典作为人类法律实践和法律观念的综合性表达和集成化结晶，更是其时其地特定政治共同体所信奉价值的集中表征，被赋予了诸多浓重的时代意义和精神内涵，这些价值和精神构成了法典的内部体系。其一，法典是一个具有层级高低和中心边缘之分的原型范畴，综合性、体系性和集成化是法典的主要特性。(47)参见K.茨威格特、H.克茨：《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十六章。例如，边沁认为，符合如下标准方能称为法典：第一，法典必须具有充分的完备性，通过法典绘制的法律地图足以涵盖社会生活的全部事实，以至无须以注释或是判例等非法典的形式加以补充。

因而人们可能支持在运思方式上运用法典化的思维方式考虑法律问题，却因为现实条件并不足以保障创制一部成熟的法典，使得人们反对创制作为一种法律存在形式的法典。(60) 边沁深受现代科学主义的影响，自诩为道德领域的牛顿和法律领域的路德，试图通过观察和实验、统筹和分类的方法发现道德领域的基本法则(功用主义)，并且主张将这一根本性的道德原则贯彻于法律领域，从而为法律奠定理性的基础。(37)综观现代社会以来这些颇具影响力、较具代表性的支持和反对法典化的学者和理论，各方主要是从法律性、社会性、技术性、哲理性四个基本维度辩论是否应当创制法典、推进法典化，这些理由可以划分为支持或反对(作为一种特定法律存在形式的)法典化的内在理由(一般抽象性理由)与外在理由(特定偶然性理由)。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立法活动尤其是法典化努力从未停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初步建成是七十多年来中国伟大法制成就的集中体现，2020年通过的民法典则是我国法治建设的一个标志性重大成果。

有关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性理论，参见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陈嘉映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7-46页。毫无疑问，这是我们日常使用法典一词表达的主要意涵。

民族国家的兴起确曾是19世纪法典化从理念变为现实的重要推动力量，但是对于民族国家观念的坚守也曾导致对于法典化运动的抵制。(79)参见杨一凡主编：《中国古代法律形式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毕竟，不论《优士丁尼法典》《优士丁尼学说汇纂》抑或其他任何由罗马人或拜占庭人编辑的法律文本皆不能被视作近代技术意义上的法典编纂。新时代中国法典化的伟大法治实践要求我们从理论上回应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这是新时代中国法典学的学术使命，也是重塑我们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色、民族特色、实践特色的法典观的源头活水。(32)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法典(化)表征的是一种综合性、体系性、集成化的考虑法律问题的方法，这种方法对于所有法律人保持开放。(81)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黄家镇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610页。(16)参见封丽霞：《法典编纂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23页。(56)(4)萨维尼反对编纂法典的重要理由之一，是认为其时德国编纂法典的时机尚不成熟、条件尚不具备，尤其是德国的法学家尚未做好充分的理论和方法准备。

(46)参见穗积陈重：《法典论》，李求轶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二编。(68)雅科布斯：《十九世纪德国民法科学与立法》，王娜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意大利民法典》和《荷兰民法典》甚至包括了商法部分。(30)同样，作为历史法学代表性人物的萨维尼，体系或哲学方法是其在历史方法之外始终强调甚至更为重要的方法。

第三，现代法典可以借助于多元化的法律渊源、法律原则的规定，一般性和任意性条款的设置以及法典相互之间的支撑联系作用，使其自身保持相当的包容性、原则性、灵活性和适应性。反对理由(3)也不成立，相对于千头万绪、错综复杂、支离破碎的判例法，法典化的法律显然更容易为人们所获悉和认知。

(80)参见林来梵：《民法典编纂的宪法学透析》，《法学研究》2016年第4期。张礼洪、高富平主编：《民法法典化、解法典化和反法典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例如，即使是对自然法学、分析法学这两种曾经作为法典化运动重要理论支撑的法学流派持有明确批判立场的梅因，也认为英国普通法能够通过一些理性编纂的形式而受益，这种理性编纂能够消除以法律教育、法律先例和判例法为基础的体系所固有的歧义性和矛盾性。(62)参见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论我辈从事立法与法学之禀赋(上、下)》，袁治杰译，《中德私法研究》2015年第12卷、2016年第13卷。

(73)张文显教授提出了新时代法典化实质精神的五个方面：以人民为中心、以权利为本位、以法理为依归、以宪法为统领和以科学为支撑，因此本文在此不予赘述。(63)参见Various Authors,Ernest Bruncken and Layton Register(Trans.),Science of Legal Method:Select Essays,The Macmillan Company,chap.2,1921。

从作为思维方式的法典(化)到作为特性法律形式的法典(化)、从理念化的法典到现实性的法典，除了需要借助法典(化)体系性思维方式的运思操作外，尚需政治、经济、社会、技术诸多方面的现实条件作为支撑。(53)参见封丽霞：《法典编纂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1-226页。

虽然从历史实践来看，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政治原因、法律应当公开的法治要求等因素都曾是法典化的重要推动力，但这些因素并非影响法典化的一般性、普遍性动因，我们今天在维护法典理念时必须要坚持的是对系统思维的正义内涵的信任。美国同样可以因为抵抗宗主国英国的殖民统治，转而对欧陆的法国保持亲和性，进而掀起了短暂的法典化运动。

三、立场与理由：反法典化与法典主义的辩驳 虽然人类法制文明史上的法典成果和法典化活动源远流长，但是大规模、普遍化的法典化运动主要是一个导源于17世纪末法律科学的现代社会的现象，真正对法典化问题展开深入系统理论反思也主要是18世纪以后的事情，在此以后，是否应当创制法典和推进法典化，成为法律实践和法学理论的争议焦点之一。罗尔夫·克尼佩尔：《法律与历史——论〈德国民法典〉的形成与变迁》，朱岩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2)法典过于僵化(38)(至少相对于通过聚合而成的法律而言)，难以更改(unalterable)，法典化法律无法有效适应时代需要。(58)参见弗朗茨·维亚克尔：《近代私法史》，陈爱娥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四部理性法的时代。

(78)有关主张法典开放性的具体例证，参见江平：《制定一部开放型的民法典》，《政法论坛》2003年第1期。马蒂阿斯·雷曼：《十九世纪德国法律科学》，常鹏翱译，《私法》2005年第5辑第1卷。

例如，在衡量什么是法典的尺度的一个极端，是公元前5世纪的《十二表法》，它简明扼要，针对的范围也并非面面俱到。因为正如齐默尔曼所言：法典化提供了这样一个焦点，它的存在使得法律人能将看似彼此区隔的问题相互联系并融洽地吸纳进新的思潮之中。

立法、法学和适用法律的实务要想为一般的正义秩序做出贡献，就必须都负担起系统思维的义务。反而，法典化彰显的综合性、体系性、集成化思维方式，是法律理性化和法学科学化的基本要求，也是证立法典化的一般、内在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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