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例制定是自主的，不是指其不符合立法规定，而是指在宪法赋予条例权的权限范围内行使。

其次，在内涵外延上，政治法律学不仅关涉政治学和法律学，也关涉哲学、历史学、文学、宗教学、民族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领域，与政治和法治有直接或间接关联的学科，几乎都可以被纳为其研究对象。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构建和创立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法律学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在于，它不仅可以为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法治文明新形态，提供另一种哲理基础、政理支持、法理依据和学理阐释，也可以为构建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全新的价值引领、理论依据、科学方法、政治格局、法治范畴、法律学范式、中国经验、全球视野等要件支撑，推动形成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集成性、系统性和标志性成果。 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法律学的历史方位和理论逻辑构建和创立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法律学，是由我们所处的新的历史方位和时代条件所决定的。构建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坚持法律学的学科属性、学科分类、学科范畴、学术规范，体现法律学学科的一般规律、普遍共识和基本特点。 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法律学是一个全新课题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上层建筑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上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制度和设施等的总和。因而从动因和本质上说，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种指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确证劳动人民革命有理、砸烂一切旧国家机器的革命理论，是一种以把资本主义制度送进历史坟墓为目的的解构主义的政治哲学。

两者的辩证关系一般体现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产生、性质和变革，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我们党强调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制度，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制度，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和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等等，这些无不体现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执政的国家上层建筑的重要地位、重大作用、强大力量和显著优势，强烈呼唤从当下全面依法治国理政的现实国情和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出发，加强对新时代国家上层建筑理论、制度和实践的创新性研究，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法律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尤其，幅员如此广漠，民间习惯那么多元，省与省不同，甚至县与县各异。

(46)第三审是否为法律审，这首先不是一个理论上的价值判断问题，而是一个实践中能否做到的问题。小标的额的民事诉讼与轻刑案件原则上二审终审，其他案件当事人都有权上诉至第三审。良以人才之遴选、经费之支配，着着皆感困难。(18年上字1656号)当事人在事实审法院并未主张习惯事实之存在，至上告审(即第三审)始行主张者，应与在上告审主张新事实同论，不能认为合法。

(43)笔者所查阅的民国时期最高法院判例要旨汇编，无论是最高法院所编1944年版还是郭卫所编1947年版，所收判决例时间均截至1940年12月，故以此为限。判决例对程序违法的认定给出了较为具体的标准。

况且，当时的政治环境，军阀政客横暴恣睢，法官之被迫枉法者，数见不鲜。在数个判决例中对这一问题曾予以回应，如法院依自由心证判断事实之真伪时，所斟酌之调查证据之结果，其内容如何，与印证事实之关联如何，如未记明于判决，即属于《民事诉讼法》所谓判决不备理由(29年上字502号)。(14)从民国北京政府到南京国民政府，虽然民、刑诉讼法几经更易，但历次立法均沿袭了第三审为法律审的相关规定，并且逐步予以细化。以近代民、刑诉讼法的殿军为例，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新《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有三条：对于第二审判决上诉，非以其违背法令为理由不得为之(第464条)。

为兼顾事实与法理，要持循序渐进之态度，以期达于审判公平与迅速之效果。(17)郭卫：《民国大理院解释例全文》，吴宏耀等点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66、1026、1251、1315页。其五，检察官参与民事诉讼的情形：毋庸检察官参与之诉讼而经其参与者，不为违法(4年上字194号)。彼事实审之裁判既大有进步，最高法院自可厉行法律审制度。

凡以程序违法为由提请第三审之情形，第三审法院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就其程序违法事实是否存在、是否达到一定程度进行判断。而根据德日诉讼立法，上诉分为控诉(第二审)与上告(第三审)，其中上告为法律审。

相反，尽管上诉人称其供述为刑讯逼供之结果，但原判决并未采用该供述作为依据。判决不适用法则或适用不当者，为违背法令(第370条)。

与民事诉讼的情形有所不同，最高法院刑事诉讼的相关判决例，主要是围绕《刑事诉讼法》所列违背法令的十余种类型展开，这类判决例有46个。⑧2.不得以犯罪事实认定之不当为上告理由，上告惟对违法之第二审判决，得提起之。至土地(地域)管辖权之有无，不得据为第三审之上诉理由，第三审法院亦不得依职权调查。到了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第三审为法律审已成为教科书的通说，在学理上也日渐精致化，笔者试摘录如下：1.上告手续，专调查前判决关于适用法律之当否故学者又称上告为法律的控诉。最高法院判例编辑委员会编：《最高法院判例要旨》(第2辑)，大东书局1946年版，第249-252页。判决有下列情形者，以违法论(第390条)。

其四，关于判决书的瑕疵问题，虽然判决内措辞虽有不当，但于本案判断内容无直接影响之事项，不为上告理由(3年上字33号)。即使在中央之大理院，也未见得可以完全排除政治干扰。

⑨〔日〕冈田朝太郎口述、熊元襄编：《刑事诉讼法》，李凤鸣点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73-174页。④在三审终审制下，地方法院的审判质量问题传导到中央的最高审判机关，导致的一大后果就是第三审为法律审的原则被打了折扣。

以德日为例，第三审贯彻法律审行之有年，第一审、第二审的质量已足够坚实，第三审救济已非刚需，这时第三审就可进一步改采许可上诉制。如该事实于法院已甚显著，或为其职务已所知者。

一方面使积案足以清理，他方亦使折狱不至有所枉屈。大陆法系法治发达国家如德国、日本似乎也并未形成清晰可用的区分标准。(29年上字828号)但是，据《民事诉讼法》第466条规定，判决不备理由或理由矛盾者亦属于违背法令，可上诉至第三审法院。凡不适用法则，或适用有不当者，谓之违背法律。

第三审职权在纠正第二审判决之违法，故未经第二审裁判之事项，不得向第三审声明上诉。因为国库空虚，此种改革，在理论上虽为急须之务，在事实上却完难即时进行。

最高人民法院监督指导全国审判工作、确保法律正确统一适用。(30)王宠惠：《今日司法之改良方针(一)》，载张仁善编：《王宠惠法学文集》，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86页。

③欧阳正：《民国初期的法律与司法制度》，载那思陆：《中国审判制度史》，(台北)正典出版文化有限公司2004版，第345页。反之，若下级法院能保证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的质量，则第三审的必要性就会减弱。

例如，就单纯的文字疏漏(错误)不能被认为是显然违法，因此也不能作为提起第三审的上告理由。(27)涂身洁曾翻译日本著名学者石阪音四郎的《法律解释论》并连载于《法律评论》，参见〔日〕石阪音四郎：《法律解释论》，涂身洁译，载《法律史评论》2012年卷，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91-207页。德国相关规定如下：上告，限于其裁判违背德意志法律，或违背控诉裁判所管辖外有效力之法律为其理由，得以为之。在审判技术上也有难度，在实践中仍需进一步完善法律适用问题的识别、提炼和统一机制。

严格限制第三审的审查范围，使第一审、第二审为事实审，一方面是有保障当事人诉权之考虑。(院字第931号)(22)司法院明确将第三审定位为法律审，且赋予第三审裁判对下级法院的拘束力。

近代中国效法德日，建立三审终审的审级制度，其第三审根据法律规定为法律审。在改革者看来，将法律审单独剥离出来，与我国两审终审的审级制度、与司法传统都不配套。

相应地，司法解释由司法院掌理，而判决例则由司法院内设的最高法院负责。议增庭员，虽在所不免，而势必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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