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就审判工作实绩而言，由于高级别法院审理的案件多为上诉案件，因此，其案件数量多由一审上诉量所决定，同时案件类型多为争议案件、审判监督案件、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社会影响力较大的案件，通常更加重视办案质量和办案效果。

(二)提炼新型宪法实践的中国理论 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的时代特征以不同的面貌出现，如数字时代、风险社会、后疫情时代、逆全球化等。《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2025)》在指导原则中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人权事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如何将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与公民基本权利保障中的个人的辩证统一关系进行深入的理论阐释，从而在历史进步性上超越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对立，是中国宪法学自主知识体系形成的挑战。

其中，中国的经济制度范式，主要是由宪法对国家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机制、所有制、分配制度，以及其他重要的经济制度等内容做出规定，并对公民的基本经济义务做出规定，而在宪法条款中一般不单独设计经济权利与自由条款。对上述三种维度的分析可以有效地回答宪法学知识体系是不是自主的或者在何种成熟度上是自主的知识体系。能否获得真正的自主性还要看理论本身能否超越对实践的简单素描，揭示宪法实践中的规律和道理，并以概念和命题的方式进行阐释和解说。但是，平等权利保护也面临着一系列的制度障碍，如以城乡二元结构为深层结构所形成的户籍歧视、地域歧视。其一，数字社会新兴宪法权利的证立。

由于构成法律理论的材料和思想素材相当复杂而多元，往往超出了法律本身的范围 ，因此，宪法学在阐释我国的国家性质这一问题时，直接从政治理论成果中获得思想资源，使其国家理论得到丰富和发展，并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建设需要，是其理论成长的客观组成部分。20世纪初的中国在军阀割据的背景下，曾有联省自治运动，有建立联邦制国家的呼声，当时梁启超反对联邦制，其主要理由就是缺少历史的基础，夫构造唯一之新中国，不过由旧而之新耳，为事虽难，而尚易。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高权行政之下以行政权为中心建立起来的经典行政法学理论，已经无法适应法治政府的建设需求。

通过引入主观公法权利理论，行政法学理论体系内部形成了以行政权和公民权为双核结构，使得行政法学理论既关注客观法秩序实现，也关注公民的主观公法权利保护，最终实现了行政法学理论体系内部均衡，有利于保障行政法学内部理论体系的稳定性和融合性。[42]参见章志远：《基本建成法治政府呼唤行政法学基础理论创新》，载《法学论坛》2017年3月第2期。能够被纳入到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范围。江国华：《行政转型与行政法学的回应型变迁》，载《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11期。

郭胜习，法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72]即使是布勒也不否认国家拥有相对于个人的主观权利。

行政法律关系不是结果集中的，而是状态取向的，其所关心的不再是行政决定程序的终结，而包括法律关系变动的过程本身。在行政法学理论体系中，对于国家的认知应当有所改变，国家不再是一个完全的政治统治主体，不再是一个权力至高无上的主权者，不再是一个客观法上的支配主体，而应当是一个被法律拟制的国家法人，其与公民、一般法人或者其他的社会组织一样，构成法律规范调整的对象，被法律赋予了一种独立的法律人格，受法律调整和支配，只不过立法对国家和公民赋予的法地位（权利）不同而已。其次，单向控制行政权的立法逻辑，容易消解公民法律主体地位。主观公法权利理论的引入强调公民的法律主体地位，从公民个体权利需求逻辑出发，强调权利保护的个别性、具体性，相较于对行政权力合法性控制产生的权利普遍保护的辐射效果，公法权利理论将权利保护贯彻于具体的法律关系之中。

固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是司法审查的重点，却不应当是唯一核心，监督依法行政并非我国行政诉讼法的唯一目的。[28]参见江利红：《以行政过程为中心重构行政法学理论体系》，载《法学》2012年第3期。[68]参见[德]见格奥格·耶利内克：《主观公法权利体系》，曾韬、赵天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74-84页。[31]我国行政法学者对行政法学理论的核心支点的讨论，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行政行为理论的核心支点地位开始发生动摇，学者们观点不一也反映出了支点选择的内心困惑。

[22]按照上述体系化标准观测我国行政法学理论研究，我国行政法学者更多地将目光集中于价值导入和制度更新，对于学科本身的建构和制度均衡缺乏热情，在当前的法制建设过程中，中国行政法学者偏重对于理论实践作出即时回应，因应现实很多时候成为学理研究和制度构建的唯一风向，但为了应对现实而不断填空的制度内容却往往不稳定，也不系统，缺乏统一的价值导向和方向指引，因而在行政法学体系内部时有价值冲突和悖反发生。该书作为当代行政法学的百科全书，其编写体例为行政法总则、行政组织法、行政行为法、行政程序法、监督救济法五编，直接体现了当代我国行政法学理论的发展样态。

在法律关系理论框架下，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更加趋向平等、平和，公民的法律主体地位将得到进一步彰显。当然，对此还有另外一种理解，在理论上可以将一个国家维护自身的客观法秩序观念（拟制）成为国家的一种主观公权利，当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存在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时，可以认为是对国家主观公法权利造成了损害，此时国家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可以认为是国家通过诉讼方式维护自身的主观公法权利。

行政法学理论必须对行政任务的完成起到促进和保障作用，才能获得生命力，行政法学研究必须要回应公共行政变革的现实需求，经典行政法学理论无法逃脱社会变革的发展，法学不是法学家们凭空创造出来的，反过来是社会本身创造了法学。面对社会发展变迁产生的各类新问题，行政法学理论研究需要与时俱进，有所创新、有所突破、有所作为。行政法律关系理论是否可以成为取代行政行为理论的争论一直存在，就抽象概念而言，在德国行政法体系中，行政行为概念并非一枝独秀。《法律关系取代行政行为的可能与困局》，载《法学家》2015年第3期。行政法学理论研究必须跟随着行政法治实践的发展不断地调适自身，如此行政法学才能展示出引领社会和指导实践应该有的价值和功能。目前学界关于行政法典制定主要关注制定模式、路径、基本原则、主要框架内容等问题，诸多观点在此不一一列举。

2.行政法学理论体系核心支点动摇与选择 行政行为概念作为传统行政法学理论的核心，其内涵与功能，在我国原本就未达成最低程度的共识。与此同时，社会治理、政府规制、新公共管理、法政策学等一系列新研究方法、分析工具纷纷进入行政法学研究视野，对以行政权为单一核心建构起来的行政法学理论产生了冲击，当前亟需变革行政法学理论以满足现实需求。

在保护规范理论的要求下，公民的主观公法权利与行政机关的法定义务之间容易出现一种紧张关系，为了缓解这种张力，就必须系统地研究和引入公法请求权理论，在法律关系中明确不同法律主体、在不同情况下享有的、针对特定行政机关或者国家的公法请求权。以人民为中心需要改变了政府权力的运行逻辑，由原来的单向地向人民输出，转变为先输入人民需求，再将人民的需求在政府系统内部进行吸收消化，最终提供满足人民需求的政府服务。

[39]参见赵宏：《法律关系取代行政行为的可能与困局》，载《法学家》2015年第3期。于安：《我国行政法体系改革的基本问题》，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这种全能型并不是指的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包揽一切，统一安排、统一调度、统一分配，当前的全能型政府更多强调政府应当全面履行政府服务职能，尽可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为公民提供范围更广、内容更多、质量更好的服务。如施密特·阿斯曼所言，行政行为与行政法律关系不应该被塑造为两个相互对立的思想之争，两者应相互配合，彼此补充。在日本该学说的首推者为远藤博野教授和盐野宏教授。[74]对于国家而言，其所享有权力的无限性与公民依据法律的有限性之间形成了天然的矛盾，公民在国家强权面前根本没有主观权利，而只能处于一种被支配的被动臣服地位，这一点观点在耶利内克的地位学说理论已有论证。

从行政法学理论体系的外部角度看，公法权利理论将对既有的公权力规制重心和权利救济制度产生影响。单核模式的经典行政法学在立法上表现为对行政主体的授权，公民权利的保障主要取决于行政主体是否坚持依法行政，在法律地位上公民权利的保障处于消极地位。

[19]参见朱芒：《中国行政法学的体系化困境及其突破方向》，载《清华法学》2015年第1期。具体模式如下图： （图一：以人民为中心的行政权力运行模式） 这种权力运行模式的转变对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家需要建立一个高效能政府，以更好地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满足人民物质和精神需求，实现各种行政管理目标。

王锡锌：《行政正当性需求的回归——中国新行政法概念的提出、逻辑与制度框架》，载《清华法学》2009年第2期。但过分偏重关注行政权运行容易导致对相对人、利害关系人以及一般公民在行政法律关系中法律主体地位关注不足。

赵宏教授提出行政行为理论与法律关系理论两者并行，行政法律关系理论是一种全新的法解释和法评价工具，其与行政行为相互配合，更有助于提供与时代相符的行政法教义学。从行政法学理论体系内部角度看，公法权利理论解决了行政法学以公权力规范为核心展开的体系失衡问题。[2]参见万学忠：《学界首次提出构建中国行政法法典》，载《法制日报》2018年1月19日，第6版。行政法律关系理论突破了原来的行政主体与相对人的二元结构，将调整范畴拓展至三方甚至多方行政法律关系，更能够应对复杂多元的行政活动的需求。

[34]亨克教授也认为：法律关系在行政法教义学中应当占据首要地位。当前我国行政法学理论体系亟需补足主观公法权利理论，为公民权利的明确与保障提供理论支撑。

在行政法律关系理论框架下，行政机关采取的所有行政活动方式和手段，全部可以被纳入到法律调整的框架之内。当前我国已经在司法实践中引入保护规范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是判定公民的请求权与行政机关的法定义务是否形成相互对应的法律关系，如果这种对应关系具有私益性、特定性、具体性，那么公民的请求权就能够得以确认并受到保护。

[46]对于主客观诉讼模式孰优孰劣并不是本文所想要探讨的核心问题，从功能主义角度看，无论是哪种诉讼模式，只要能够解决中国的公法权利保障问题即可，但问题在于行政诉讼制度的主客观内部逻辑错裂，对整个行政法学理论逻辑体系产生了影响。然而，现实的难题是在进入尚未类型化的行为模式之前，如何判定公民是否享有主观公法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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