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法结合，教会法统治时代以教义取代法律之情形大致也是如此。

权利被认为是与人性相符的，因为它就存在于人自身之中。[87] 《中庸》 进入 方宇军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华法系专题讨论 。

对人性所表现出的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国人还有另一个制度设置——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这个过程西方人花了数百年的时间。加总起来，这些基本公设表达了所谓的自由主义平等概念观。[36]通过前面的探讨，我们已经了解到，权利是人性的外化，是人类内在的物质需求在商品交换条件下追逐自身利益的制度凝结，它既体现着人们私自的、个别的利益，又体现着人们之间作为不同所有者的对立。然而，公共权力不是权利的合力，因为权利是彼此对立的，于是才发生争斗。

但它所陈述的是平等的概念观，而不是作为放任之自由的概念观。从权利的来源讲，不论是自由意志还是劳动，于每个人而言都是千差万别的，其形成的权利自然参差不齐，何来平等？中国古人有云：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及至明清，这种特点已经表现得十分清晰。

古代中国基本的的宇宙图式是天人合一，这一图式又是一个审美境界，富于审美意义。彭凤莲文还详细论证了中华法系重礼轻法特征的形成所经历的三个阶段。[[19]] 王立民:《也论中华法系》，，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20]] 徐祥民、陈晨、刘远征、张宏杰;(大陆法系与中华法系的相近性)，我(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自西汉以后法典的制定即以儒家学说为基本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故儒家思想就是中国古代法基本的价值观念。

[[12]]张晋藩先生在《重塑中华法系的几点思考-三论中华法系》一文中第三次探讨中华法系的特点。中华法系自始至终独树一帜，不与其他法系相混同而大陆法系却有过同别的法系混血的历史。

作为大陆法系成文法的《十二铜表法》形成于公元前451年，要晚于中华法系;二是中华法系早期的奴隶制的法律，具有刑不可知、法不公开的特点。以礼制为体，法制为用，抛开礼制的规范，中国古代的法律。但是礼在中华法系形成发展的各个阶段的重要影响是有很大变化的在夏商西周和汉唐明清时期，礼的亲亲、尊尊的原则都不同程度地发挥着重大的影响。汉唐时期，儒家思想对中华法系影响的主要表现是在立法方面的引经注律和引经入律，在司法方面的引经决狱。

其中保存完好的西夏《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用少数民族文字印行的法典，总计二十余万言，包括刑法、诉讼法、民法、经济法、军事法，其详细程度为现存中古法律之最。[[23]]何勤华、孔晶则综合以前的各家学说，将中华法系特征表述为:①儒法为主，兼融道释;②出礼人刑，礼刑结合;③家族本位，中央集权;④天人合一，世俗主义;⑤减轻讼累，审断有责。[[25]] 吕世伦、邓少岭:《天人合一境界中的中华法系之美》，载《现代法学》2003年第3期。[[22]] 张晋藩:《人本主义--中华法系特点之一》，载《河北法学》2005年第9期。

文章指出，作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监察制度，对于古代政治权力乃至最高权力的运行，发挥了积极的规范和消极的防范作用，而作为具有一定独立性的监察法体系，不仅具体反映了中国古代本土法文化的鲜明色彩，而且在世界监察法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凸显中华法系特殊性的一个重要方面。董仲舒正是在此基础上将封建宗法思想归纳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

礼法结合在立法上的具体表现就是集中在保护君为臣纲。而在是主流的、长期的两者相合的时候，礼始终占居主导地位，法居于从属地位，重礼轻法是中华法系的本质特征。

学术界虽然向来比较重视对监察制度的研究，可是对监察法的研究却可以说基本上缺乏。三、2000 年以后的讨论进人新千年，对中华法系的讨论仍然是学界关注的一个重心。但在法家思想兴起并占主导地位的春秋战国和秦王朝，礼的亲亲原则的影响就非常微弱甚至受到否定。3.表现在天人合一的关系上。5.儒家思想影响的发展中华法系区别于其他法系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儒家思想对中华法系的发展的深刻而长期的影响。杨一凡文还指出律典诸法合体，民刑不分说也值得商榷。

这一特点的实际内容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①家族伦理道德规范与封建国家法律规范相结合;②贵贱有等之礼与等级特权之法相统一;③以经释律和于礼以为出入使礼法相糅合。后来经过历代儒家的论证,天人合一的思想已经成为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观念，也是中国古代法文化的基本精神。

但他也不否认刑罚的作用，对他认为教化不过来的贫贱者则侧重用刑。[[6]]与以上观点接近的是韩玉林、赵国斌1983年发表的《略论中华法系特点及其形成和消亡的途径》一文，文章认为中华法系的基本特点是礼法结合，即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相糅合。

[[9]] 李听:《中华法系的封闭性及其成因》，载《法律科学》1994年第6期。然而，当礼刑并施时，则礼为纲，刑为目;以礼教为本，刑罚为用。

以行政法律为主是中国古代成熟时期法律形态的一个重要特点。以礼为本在内容上、原则上影响历代法制的侧重点也是有相当大的变化的。4.表现在人神关系上，儒家提倡远神近人，尤其是孔子仁者爱人的思想，为古代的人本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除此之外，清朝的律学也是传统注释律学的最后一座丰碑，注律历时之长，律学家队伍之宏大，注律成果之辉煌，是世界封建法学史上所少有的。

[[3]] 张晋藩:《中华法系特点探源》，载《法学研究》1980年第4期。中华法系的缔造固然由汉民族承担主要角色，但是许多少数民族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总之，中华法系是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凝聚了各族人民的法律智慧，是中华各民族的法律文化与法制经验相互交流与吸收的结果。秦朝开始，诉讼制度已初具规制。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隋唐，已进人鼎盛时期，与政治经济发展状况相适应，封建立法渐趋完备和成熟。其中有些重要原则起着指导立法的作用，有许多规定是依靠国家强制力保证执行的，具有法律效力。

文章还认为，地下出土的铜器铭文表明，至少在西周时期，就出现了调整所有权、债权、婚姻家庭关系的民事规范。到了唐代，统治者已经把律、令、格、式、典、敕、例等多种法律形式结合起来，组成一个相当完备的法律体系。但是，此时的礼则是一种中国式的伦理规范，其基本精神是三纲五常。因为，它仅为中华法系所独有，其他法系均不具备。

这个称谓已经表达了这个法系与法典之间无法斩断的联系。[[20]]新千年对中华法系的讨论的再一个特点是向更为深入的方向发展。

[[4]] 刘海年、杨一凡:《中华法系的形成及其特点》，载《人民司法》1983 年第1期。法律为规律百姓生活的行为规范，自然无所逃于儒家思想,之所以说儒家学说是缔造中华法系的灵魂，主要有四点理由:1.表现在礼与法的关系上。

德治与法治的结合，教化与刑罚的兼施，充分体现了人本主义的精神，既缓和了社会的矛盾，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法律作为社会调节器的价值;②援法断罪，重惜民命。代表新兴封建势力的法家为适应封建经济发展的需要，公布了封建性的成文法，强调法律的作用，力图冲破礼治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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